加纳独立后的“殖民化”现象

根据发表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上的一项新研究，1957年加纳成为第一个获得独立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时，其继承的公务员体系中，加族（Ga）和凡特族（Fante）这两个族群虽然合计仅占总人口的14%，却占据了公共部门70%以上的职位。

这项题为《国家俘获的种子：殖民官僚机构中的功绩制与家长制》（“The Seeds of State Capture: Merit and Patrimonialism in the Colonial Bureaucracy”）的研究结果，挑战了一种长期存在的观点，即英国殖民管理者建立了一套理性的、基于功绩制的官僚体系，而独立后的非洲领导人随后腐蚀了这一体系。相反，研究表明，殖民时期的公务员体系已经沿着族群界限被深度“俘获”——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政府继承的是一个充斥着裙带关系的系统，而非韦伯式的理想模型。

“在独立时刻，你面对的是一个并非基于功绩制、且被特定族群高度俘获的国家，”麻省理工学院（MIT）福特国际政治学教授、论文合著者诺亚·内森（Noah Nathan）表示。“你可以想象这会引发怎样的政治局面，即要求平等获取国家权力和国家权威的诉求。事情从这种围绕国家的族群政治竞争中拉开序幕。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殖民国家建设留下的遗产。”

该研究的合著者包括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副教授莎拉·布莱尔利（Sarah Brierley）和乔治·夸库·奥福苏（George Kwaku Ofosu），以及麻省理工学院近期的博士毕业生朱廷轩（Tingxuan Zhu）。

挖掘档案

为了重建殖民时期官僚机构的族群构成，研究人员从英国国家档案馆数字化了1897年至1955年间11,702名官僚的个人就业记录。该数据集包括6,879名加纳公务员和4,805名欧洲公务员。

从历史记录中确定族群需要一种创新的方法论。学者们首先分析了当代加纳1,380万名登记选民的名字，并结合2010年人口普查的局部族群数据，建立了姓名与族群身份之间的基准关系。随后，他们将这一模型应用于历史公务员姓名，以推断其族群背景。

结果令人震惊：在独立前夕，加族和凡特族在公务员职位中所占的份额是其人口比例的五倍。在高级官僚层面，这种失衡更加显著——到1948年，这两个族群占到了加纳高级官僚的83.1%，其中仅加族就占据了54.2%的此类职位，尽管其人口仅占3%。

排除其他解释

研究人员系统地测试并拒绝了几种看似合理的族群偏差解释。

教育差距？学者们对该国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的每所学校进行了地理定位，并测量了不同族群随时间推移获取教育的机会。虽然加族和凡特族可能拥有早期优势，但到20世纪30年代，许多其他族群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已经赶上，但在整个50年代，他们仍被排除在公务员招聘之外。数据还显示，没有证据表明加族和凡特族地区的学校获得了系统性的更好资助；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凡特族所在的学校在殖民地中资助水平垫底，尽管他们在招聘中占据主导地位。

地理接近性？首都在1877年从开普海岸迁至阿克拉，这可能有利于作为阿克拉原住民的加族。但凡特族的人口中心距离首都比其他几个族群都要远，他们同样占据主导地位。此外，加族和凡特族官僚在遍布整个殖民地的基层岗位中也表现出过度代表性，而不仅仅是首都的文职工作。这些族群的政府教师被录用的比例，也超过了其社区内政府学校的分布比例。

英国的族群偏好？研究人员在数百份存档的招聘和晋升文件中并未发现任何文件证据，表明英国官员明确偏袒加族或凡特族。这两个族群在殖民前就已实现了中心化——这不同于某些理论认为英国管理者更倾向于提拔的“弱势”族群。

实际发生了什么

作者认为，最可能的解释是“官僚主导的内部俘获”。一旦加族和凡特族官员在公务员体系中站稳脚跟，他们就会利用社会关系和分散的招聘权限，引入更多来自自己族群的人。英国人对当地社会了解有限，且缺乏严密监督招聘的动力，这造成了信息不对称，使得这种动态得以不受约束地滋长。

“如果你属于正确的族群，即使公务员考试考得很差，你也能得到一份工作，”内森说。“而来自不受青睐族群的人，即使考试成绩好得多，也无法获得同样的职位。”

学者们获取了个人层面的公务员考试成绩，发现分数与招聘结果之间几乎没有对应关系——这进一步证明了功绩并非首要标准。

对后殖民政治的影响

这项研究重新定义了关于非洲国家建设的核心争论。一种普遍的说法认为，恩克鲁玛和其他独立后的领导人将家长制引入了原本运作良好的官僚体系。而这项新研究提出了相反的观点：恩克鲁玛继承的是一个已经被特定族群网络俘获的官僚体系，随后他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对其进行了改造。

“1957年加纳的财政部并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某种新事物，”内森说。“它是已经存在了60年的殖民地财政部，其中的官僚们第二天上班时从事的还是同样的工作。”

论文的标题——《国家俘获的种子》——反映了这种延续性。正如作者所写：“后殖民时期的中央官僚机构并非新领导人赖以建设的白纸。相反，许多领导人继承的是已经‘塞满’的官僚机构。”

这项研究为日益增长的关于殖民遗产的数据密集型学术研究做出了贡献。肯塔基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阿达·约翰逊-卡努（Ada Johnson-Kanu）曾对尼日利亚的官僚机构进行过类似研究。内森表示，他希望其他学者也能开展此类档案研究。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极其丰富的档案证据，”他说。“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研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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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详情：“The Seeds of State Capture: Merit and Patrimonialism in the Colonial Bureaucracy”已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以预发表在线形式发布。作者：Sarah Brierley (LSE), Noah Nathan (MIT), George Kwaku Ofosu (LSE), and Tingxuan Zhu (MIT PhD ’26)。